雷颐：时代呼唤着巨人，上台的却是侏儒
时代呼唤着巨人，上台的却是侏儒
文：雷颐；来源：摘自《历史的裂缝》
洋务运动进行了近四十年后，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二，慈禧召见盛宣怀，问了一些大而无当的问题，如“时事艰难，外国人欺我太甚，如何是好”？“练兵总要筹饷，如何是好”？
当盛说到“臣迭次奉旨经手所办铁路、矿务、轮船、电线、铁厂、银行以及学堂，多想要详细奏明”时，慈禧突然发问：“何谓学堂？”
这一问，肯定是让盛宣怀意想不到，也打乱了他的思路，回答的言辞就有点慌乱：“是教习洋务之学堂，曾经奏过在天津、上海两处开办的。”
盛宣怀于1895年、1897年先后创办了天津大学堂和南洋公学，都是经过朝廷批准的；这一年中国人自办的学堂已有175所，遍布于全国。而大清帝国的最高决策人、主持了洋务近四十年的慈禧，竟然还不知道“学堂”是什么东西！
此事见于盛宣怀当天的《奏对自记》，当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盛宣怀绝没有胆量也没有必要无中生有地把谣言造到慈禧头上去。
虽然洋务派所办的大事都要慈禧点头，但军机处拟的那些“上谕”并不能真正代表慈禧本人的观点，更不能代表慈禧对洋务的认识水平。
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1998年第三期《光绪帝朱批述评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第一手史料。
从光绪六年起，小皇帝开始学习在臣下的奏折上写批示，三年内留下了几十件朱批。
因为这是练习性质，有少数几件是慈禧在后面又亲笔作了朱批，但一般观点基本相同，只是语气分寸不同。
唯有一件两人的观点不同，而这一件朱批便让慈禧露出了本相。
光绪八年三月初六，直隶总督李鸿章奏《为招商在上海试办机器织布局》折，小皇帝通篇用朱笔断句，批示道：
“机器织布事属创举，织成则天下受其利，不成则商民受其累，且贻笑于外国矣！尔其选妥员，觅巧匠，竭力经营之，至优给年限、宽免厘税，乃办成后之事，此时毋庸议及也。”
此时光绪只有十一二岁，虽然是孩子学着说“官话”，态度却很鲜明，是支持中还寄以期盼。
慈禧在其后又加批示，自然是重视此事，却不是支持，而是怀疑和反对：
蚕桑为天下本务，机器织布害女工者也，洋布既不能禁，奈何从而效之乎？此事当审慎。
此处慈禧的口吻，和那些顽固派攻击铁路、机器“夺小民生计”的论调完全一样，流露出传统小农对机械化大生产的恐惧。
这种思潮，正是引进新的生产力的巨大阻力。
在此以前，《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》已刊载于光绪六年九月初十至十二日的《申报》，其中有一段话似乎是预先说给慈禧听的：
或谓纺织本系女红，恐夺小民之利。不知洋布进口以后，其利早已暗夺。本局专织洋布，是所分者外洋之利，而非小民之利。且厂局既开，需用男女工作有增无减，于近地小民生计不无少裨。事理灼然，无足疑者。
关于慈禧与洋务运动的关系，或认为她是顽固派的首脑，或认为她在洋务、顽固两派之间搞平衡，也有的论文说慈禧“实际上是洋务运动的指挥者、决策者”，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首领”。
时至光绪八年，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，创办民用工业也叫喊了好几年，慈禧仍然死抱着这样陈旧保守的观念，远远落在时代的后面，也落在洋务实践的后面。
其实,上海织布局从1878年开始筹办，至此集商股、购机器、开工建厂等前期工作已初步就绪，生米基本做成了熟饭；李鸿章此时上奏不过是要朝廷确认十年专利和税收优惠而已。
李鸿章创办开平矿务局、修建唐胥铁路、续建开平铁路等,以及后来的张之洞建铁厂，都是先斩后奏，报告朝廷只是补办一个手续。
有的论者强调“这些大型军民用洋务企业都经过了慈禧的亲自批准，成为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和基础”，以此证明她对洋务运动的领导作用，不免有些牵强。
洋务运动实质上是一个封建国家企图实现早期现代化的系统工程，必然是困难重重、步履维艰。
它要求有一个远见卓识、雄才大略的决策层来领导，以坚定的信念、过人的胆识、顽强的毅力去冲破阻力。
慈禧二十六岁时以小皇帝生母的特殊身份，登上了大清帝国权力的顶峰，与洋务运动同时登上了历史舞台。
在她长达半个世纪的执政生涯中，虽然批准、支持过洋务派提出的一些新措施，但大多是借风使舵、顺水推舟，从来不曾主动提出过如何适应新的形势、变革祖宗的成法，基本上是凌驾于洋务派和顽固派之上利用矛盾操纵驾驭。
纵观其一生，在立光绪、戊戌政变、利用义和团、立宣统等重大关键决策上，一贯是以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为其终极目的，既不顾国家利益，也不顾清王朝的安危存亡。
她精于叔嫂斗法、母子争权的小权术，而昧于国际形势和历史发展的潮流，绝对没有纵观世界大势和总揽全国大局的战略思考，更没有吸纳西方文明的内心愿望和魄力，她仍然是一个深谙帝王术的传统型的守旧的封建统治者。
光绪十五年，恭亲王奕䜣已离开政坛在家“养病”。
自1861年至1884年曾执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二十多年。
早期他是“外须和戎，内须变法”这一大政方针的制定者，也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。
辛酉政变后，太后听政与亲王辅政共同掌权的“蜜月期”仅仅延续了三年，权力均衡的天平便发生了变化。
同治三年夏湘军攻下了南京，次年三月奕䜣便遭到罢斥的折辱，失去了议政王的称号，也失去了进取的锐气，权力的重心愈来愈向慈禧倾斜。
其间，慈禧纵容顽固派以抑制奕䜣，使洋务运动的进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；奕䜣也日渐退缩，遇事不免模棱。
同治十三年因反对修圆明园，奕䜣再次受到罢斥的折辱，至同治死后慈禧立光绪为帝时，奕已经无力与之抗争。
光绪七年慈安暴亡后，慈禧一人专权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。
光绪十年，慈禧为了完全彻底地实现个人的专权，也为光绪亲政后继续垄断权力预作准备，乘中法战争之机突然将军机处大换班，把奕䜣赶下了政治舞台。
此后任用的醇王奕譞、礼王世铎、庆王奕劻，更是一蟹不如一蟹了。
洋务运动的实践，从开始就是曾、左、李等地方督抚发动的。
这一现象的背后，潜藏着晚清政局中权力下移、外重内轻的新趋势。
为适应剿灭太平军、捻军的作战需要，清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，让兵权、行政权、财权、人事任命权都集中在地方督抚的手中，削弱了中央的控制力，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。
因之，洋务运动在发展的过程中，也始终处于一种分散的、自发的、各自为政的无序状态。
正如后来康有为所批评的：“如何筹饷、如何练兵、如何开军械局、如何开银行、如何铸钱币，皆听各省督抚之各自为谋，为者听之，不为者亦听之。”
由于清政府从来没有拿出一个统一的实施部署，也没有统筹全国的财力和资源、变革资源的配置方式，更没有制定统一的政策动员社会资源、激励新产业的发展，甚至也没有建立一个新的行政部门来负责协调管理经济发展事务。
这种以地方为主体的体制在实际操作中必然产生许多问题：必然是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，以督抚个人的意志为转移，往往是项目跟着人走，人亡政息，离开了左宗棠、沈葆桢，福州船政局就难以为继，左宗棠不做甘陕总督，兰州织呢局的锅炉坏了就没有人管；必然是上下左右的步调无法统一，各地互相扯皮，造成如李鸿章所哀叹的“朝令夕迁，早作晚辍”；也必然是各种活动孤立分散地进行，功能互不配套，难以形成效应。
结果是“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。零零碎碎的。是零卖的，不是批发的”。
曾国藩虽然是所谓“同治中兴”的头号功臣，但是在剿灭太平军的大功告成之后，他对清王朝的命运仍然是颇为悲观的。据赵烈文《能静居日记》记载，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上,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聊天,忧心忡忡地说：
京中来人云：“都门气象甚恶，明火执仗之案时出，而市肆乞丐成群，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。”
民穷财尽，恐有异变，奈何？
赵烈文则认为：
天下治安一统久矣，势必驯至分剖。然主威素重，风气未开，若非抽心一烂，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。以烈度之，异日之祸，必先根本颠仆，而后方州无主，人自为政，殆不出五十年矣。
大意是说，因为皇权的统治还很厉害，要不是核心先烂掉，还不会土崩瓦解。
按他的预计，将来的灾难，是中央政府先垮台，然后各地四分五裂。
大概就是五十年内的事。
最后，曾国藩无奈地说：“吾日夜望死，忧见宗祏之陨。”害怕会亲眼看到清王朝覆灭。
那一段时间，曾国藩的心情是很复杂的，在他的内心深处，有时祈求清朝至少还能保持半壁江山，不至于被推翻；有时听说恭亲王为人聪颖，慈禧遇事颇有“威断”，又让他萌生些许微茫的希望。
赵烈文则认为奕䜣“聪明信有之，亦小智耳”，慈禧的所谓威断反将使她更易受蒙蔽，如果没有体制性的根本变革，靠现在这样小修小补是无济于事的。
同治七年七月,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,几天之内受到慈禧的四次召见。
他终于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和观察清王朝的核心人物，也对王朝的内情和形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，随之而来的是更加彻底的失望：国家的颓败远远超过了他原来的预计，王朝内部根本没有力挽狂澜的人物。
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晚间，曾国藩与刚刚到来的赵烈文继续两年前的讨论,对慈禧、慈安、奕䜣、文祥、宝鋆、倭仁等，一一作了分析点评，结论是他们都不可能承担王朝中兴的重任。
他坦承对时局、朝政已经失望，不得不同意赵烈文两年前的论断：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，无可救药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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